《刑法》首先保护的应是合法公民不受人身伤害，而不是穷凶极恶的歹徒是否会被打死。
一起“深夜潜入他人住宅砍杀他人，反被杀”的个案，又在考验正当防卫的边界。去年2月2日凌晨4点，内蒙古托克托县男子王生娃潜入同村村民郭三祥家中，对其头部连砍三斧，被郭家女婿王铁柱、亲戚王玉成发现后，又用木棒和双响炮攻击二人，最后反被二人打死。今年年初，呼和浩特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二人犯故意伤害罪，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和7年，内蒙古高院维持了这一判决。
内蒙古高院认为，“二人将王生娃击打倒地后并未放弃殴打，直到其不能动弹，最后造成死亡”，超过了必要的防卫限度。死者家属更是不依不饶，认为这根本就应该判故意杀人罪，“正当防卫怎么会把人打死？”
“正当防卫不能把人打死”，“打死人就不是正当防卫”，“死人就是有理”，这样的环环嵌套式逻辑，在民间、在司法机关的实务当中，还是颇有市场的。但这真是法律的规定吗？
1997年版《刑法》明确规定了“无限防卫权”，公民面对行凶、杀人、强奸等严重侵犯公民人身安全的情形时，打死行凶者，不构成防卫过当。但在此之前的司法实践当中，正当防卫在一定程度上沦为了“僵尸条款”。从去年的“山东辱母杀人案”，到前不久的“昆山反杀案”，舆论反弹那么大，其实也是对这种正当防卫被不正当压缩的集中爆发。
好在如今司法政策正在发生悄然改变，在“昆山反杀案”中，公安机关明确认定，刘某用刀砍劈于海明的行为，就是《刑法》所规定的“行凶”行为，公民有无限防卫权，包括视频当中展现的于海明的“追砍”行为，也被认定属于遭遇行凶之后正当防卫的“连续过程”，而不是之前一般案件中所认定的“事后防卫”。
这些说明全社会对于正当防卫的正确适用，达成了新的共识——不能站在上帝的视角苛责公民，要求公民面对穷凶极恶的暴力伤害时，能保持绝对的冷静。毕竟，如果在生命安全遭到危害的情况下，还要求公民对暴力的使用拿捏恰到好处，无疑是强求。
家就是“公民的城堡”，深夜私闯他人民宅，哪怕没有前面的用斧子连砍他人头部等明显的故意杀人行为，也是对于人身安全的威胁。本案几乎构成了启动“无限防卫权”的典型场景，可为什么当地司法机关没有正大光明地认定正当防卫？
或许，从最高人民法院前副院长沈德咏的谈话中可窥见一斑。他在谈到正当防卫沦为僵尸条款时，认为现实中“不管死伤者的行为本身是否正当，其家属、亲属往往以此为由向司法机关施加压力，有的甚至形成集体闹访，危及社会稳定。”来自死伤者家属的压力，有时候正是无限防卫权无法启动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但是，《刑法》首先保护的应是合法公民不受人身伤害，而不是穷凶极恶的歹徒是否会被打死。司法机关保障民众正当防卫的权利，关乎合法公民的人身权益，更关乎法律的尊严。因而，《刑法》赋予公民的面对暴力行凶时的“无限防卫权”，应该落实在每一个判决当中。
□沈彬（媒体人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