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不久，20多名粉丝为了追随自己的偶像，买了虹桥起飞的CA1886航班的机票全程追踪。他们堵在登机口，拍自己偶像的一举一动，导致航班延误两个多小时。起飞后，经济舱的粉丝又齐刷刷奔向头等舱;等航班落地滑行时，粉丝们又不听劝阻起身堵在了机舱出口。(5月15日《北京日报》)

　　作为一种亚文化，追星无可厚非;毕竟，只要没有背离社会规范，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。然而，当追星没有边界意识与底线意识，不仅会给偶像本人带来困扰，也会损伤他人的权利和利益，甚至会破坏公共秩序，增添人为的安全风险。这一切，在“追星致航班延误”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。

　　在一个变动的时代里，社会关系的弱化与情感生活的淡化、私密化，导致人们对情感支持的替代品有了更为强烈的需求。一些青少年之所以热衷追星，就在于这些娱乐明星满足了他们特定的精神诉求和情感需要。着名社会学家夏学銮认为，如今我们身处转型时期，这个时期人们开始移情到个人的兴趣与私生活中;个人的兴趣如果得不到正确的引导，就很容易产生一些偏激行为，疯狂追星就是其中的一种。

　　为明星疯狂的粉丝们，千方百计和明星来一次“亲密接触”。只要能够达到目标，一些粉丝变得不择手段。眼里只有明星和自己，却没有其他乘客;只看到“一堵明星风采”的收益，却忽略了其他乘客为此付出的代价;没有规则意识与公共精神的粉丝们，让公共空间“一地鸡毛”。

　　经济舱的粉丝齐刷刷奔向头等舱，显然背离了契约;这样的“围观”，不仅给明星本人带来了不便，也影响了头等舱其他旅客的消费体验。人家花了头等舱的价钱，就应该享有更高的服务品质;当头等舱上演“变形记”，何尝不是对部分消费者权利的损伤。

　　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有句名言，“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”。不同的人们有着不同的“意义之网”，决定他们对追星的不同态度。即使追星，也不能让明星成为生活的全部，“为明星痴狂”;追星不能停留在浅尝辄止的“一堵明星风采”，而是要去汲取明星身上的精神力量。“追星，是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”，如果拥有这样理性、成熟的态度，滑稽、荒诞的“追星致航班延误”又怎么会上演?

　　一个与现代文明接轨的社会，必然是一个有秩序的社会;作为社会成员，不管我们是不是“追星族”，都应遵循公序良俗;追星固然是你的权利，却不能将其凌驾于他人的正当权益之上。面对粉丝们自弹自唱、孤芳自赏的“机闹”行为，显然需要“黑名单”制度发挥应有的效力，提升违规成本。

　　文/杨朝清